“在权力不对等、问责机制失灵的处境下,这种摩擦具有民主意义。抗议是无权无势者的扩音器,让被忽视的诉求进入公众视野,形成社会舆论,迫使掌权者正视问题、回应批评、纠正错误。”

“我当年的抗议并非出于私人恩怨,而是针对校长(阿都拉欣)借大学之名,参与举办种族主义大会、为政治人物背书的行为。把这样的公共抗议简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冒犯,便忽略了双方的权力差距,也回避了当权者应负的公共责任。”